韩愈精神的新时代价值
2023-07-03 10:44:59 来源：中新河南网 责任编辑：辛帅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1]文化与人是相互创造相互成就，黄河故事就是黄河人的故事，作为黄河流域最杰出的历史名人之一，韩愈生于斯葬于斯，是真正的黄河人，他所代表的文化是正宗的黄河文化。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身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学作品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是从文学文化、人师之道，还是政治主张、个人奋斗精神，韩愈都是黄河文化哺育出来的黄河巨擘，在新时代挖掘韩愈精神、宣扬韩愈精神，对于黄河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都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韩愈精神的内核是丰富的，具有宝贵的传统和时代意义。笔者为阐述方便，将韩愈精神概括为四个重要组成部分。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身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学作品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是从文学文化、人师之道，还是政治主张、个人奋斗精神，韩愈都是黄河文化哺育出来的黄河巨擘，在新时代挖掘韩愈精神、宣扬韩愈精神，对于黄河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都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韩愈精神的内核是丰富的，具有宝贵的传统和时代意义。笔者为阐述方便，将韩愈精神概括为四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奋斗精神
韩愈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荡气回肠的黄河好故事，其中一以贯之的是现代人亟需学习的奋斗精神。韩愈名为“愈”，从心，意进。韩愈一生亦不负其名，越挫越勇，进取不止。
韩愈三岁丧父九岁丧兄，从小在困苦与颠沛中生活，身为孤儿无双亲教养，却一直发奋读书，刻苦上进。他十八岁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却三度落榜，虽则一败再败，但却屡败屡战，越挫越勇。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二十四岁终于登进士第。之后连续三年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却均告失败。之后韩愈于唐贞元十二年、十五年两入幕府，利用一切机会，积极推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古文运动。
唐贞元十六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通过铨选，于十八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次年晋升为监察御史，困苦多年，韩愈的人生至此方有起色，然而，时年关中大旱，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韩愈查访得知后竭力主张救民于水火，上疏《论天旱人饥状》为民请命，却反遭谗害，被贬为阳山县令。
韩愈的仕途自此起起伏伏，一贬再贬，年幼的女儿在贬迁路上惨死，恶山恶水恶环境，韩退之退之。但韩愈始终体恤民心民情，关心民生疾苦，将国家命运置于个人荣辱之上，在平定淮西有功后，韩愈被授为刑部侍郎，仕途大好之际，宪宗迎佛骨供佛骨，上行下效，掀起了信佛狂潮。韩愈上谏《论佛骨表》，要求将佛骨烧毁，免天下人被误导，宪宗大怒将其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至此已年过半百，少年失亲、科举不顺、仕宦蹉跎，又被责令即日上路，潮州距长安千里之遥，他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胸中块垒难以消融，悲愤、失意至极，到达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与他同行，万千感慨化作千古名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诗行文纵横跌宕、气势雄浑、情感激荡，表现了诗人虽命运坎坷，但依旧九死不悔、立场坚定，真正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且韩愈虽是被贬来到潮州，却立即为当地百姓实实在在干了一系列好事，从抵达之日就开始了自己的治潮之路。驱鳄护田、奖劝农桑、兴修水利、释放奴婢、延师兴学等利民举措，大大帮助到了当地百姓，以至蛮夷之地逐渐蜕变成了如今的领海名邦。
韩愈身处逆境仍然造福潮州，心系民心的行为让潮人感念不已。他宦海浮沉仕途坎坷，担任过多项官职，不管是上为京兆尹，下为阳山县令，所至皆有政绩，并始终以父母官自居，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不管韩愈官场得意还是失意，他的人生始终与“奋斗”二字紧密相连。如今在潮州韩文公祠中的橡木园，据传是韩愈从故乡河南带去的橡木种子所手植，因此，在潮州橡木被称为韩木，而在韩愈的故乡河南焦作韩园有“唐柏双奇”，为韩园建园时种植，迄今已有1200多年，此两地的橡木与松柏因韩愈而被尊崇，很多家长都会在孩子考试时到橡木和松柏枝上挂祈福福袋，希望韩愈这位百世文宗保佑孩子考试顺利。正所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韩愈刻苦攻读官至大夫的奋斗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尤其在潮州与河南两地形成了勤勉向学的文化氛围。
二是创新精神
韩愈的创新精神集中在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中。韩愈的文学理论大大突破了流弊世俗，他提出的文体改革，发起的古文运动，都为后世开辟了一方新天地。韩愈文章“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虽则几度因言获罪，几欲丧命，但他宁折不弯。虽则明知前路崎岖，为了后世仍然全力开辟的创新精神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在高中读书时就买过《韩昌黎全集》，用心钻研韩愈文章，学习古文写作。正因为毛泽东在古文上拜韩愈为师，他的文风汪洋恣肆，畅快淋漓，无拘无束，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936年斯诺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国文老师“袁大胡子”要他去看韩愈的文章。［2］师从大家而成大家，我们后辈人才得以见到一首首珍贵的“毛诗”，让我们得以以文学的形式领略那个年代的血与火，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党史”。
习近平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首先应该重视的就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而鸣”提出了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求有所创新。因为韩愈的这些文学主张与古文运动，以及身体力行的文学创作，最终形成了“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古人正是韩愈，文者，贯道之器也，是韩愈《昌黎先生集》的序中提出的文章精神，意思是文章是贯通“道”的工具，做文章要针砭时弊，要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以载道”的论述，为我们指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正如韩愈在中唐时期提出的文化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韩愈的创新精神是跨越时代的，是对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仍有积极推动意义的，是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大力贯彻的。
三是伯乐精神
韩愈在《马说》中提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历史上第一次开宗名义地宣布：比人才更可贵的是人师。其后更在千古名篇《师说》中提出人师乃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时至今日都是教育界的铭文。
1940年秋，毛泽在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时对接待的邓力群等人说：“韩愈的《师说》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3]毛泽东在平常对话中熟练运用韩愈《师说》中的词句，更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韩愈的《师说》主张，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韩愈提出的伯乐精神非常认同和赏识。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曾作过精辟论述：“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2022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新时代教师努力的方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经师不但要有深厚学识，更要不断汲取新知识，所谓“要想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更要成为长流水”。人师要有高尚师德，以德施教、以德立学，引导、帮助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培养学生的大爱大德大情怀。“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更要求新时代的教师竭力为教育赋能，培养出新时代需要的全面人才。
两代伟人同样推崇韩愈的伯乐精神实属罕见，更反应了伯乐精神跨时代的新时代意义。师道之传久矣，虽久弥新，更经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的再创新，伯乐精神必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四是爱国精神
韩愈的人生经历穷达起伏，从一介孤儿刻苦攻读官至京兆伊，居庙堂之高时，不求功名利禄，反而为国为民忧心忡忡，不惜以《论佛骨表》忤逆封建制度的最高当权者，险些被处死，之所以不惜性命不惜丢掉高官厚禄，皆因韩愈同屈原一样，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有着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热血情怀，有着建立以民为本的“美政”理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正因为韩愈少年和青年时期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亲身体会到下层人民的艰难，韩愈才明白底层人民的真正需要，始终将自己的爱国精神落实到了实处。
河南焦作韩园大门有楹联为“绝代文豪当日孤军奋战，无双遗产如今万众观摩”，作为一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韩愈功绩历代传诵，功彪千秋，韩愈留给我们的无双遗产首当其冲应为他的爱国精神，韩愈的文学主张、文体创新更多地是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而其背后正是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韩愈提倡伯乐精神，号召时人要甘心做培养、保护千里马的伯乐，也是因为时局“万马齐喑究可哀”，韩愈希望有无数的千里马冲将出来不拘一格挽末唐颓势，但千里马不可能凭空而出。韩愈深怕有助于国家复兴的千里马会骈死于槽枥，折辱于奴隶人之手，因此希望当政者对千里马策之其道，食之尽材，让各界人才能够通其意而鸣，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兴盛的希望。因此，韩愈精神中最可宝贵最值得颂扬和学习就是爱国精神，韩愈处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心忧家国矢志不渝，情牵百姓不畏邪恶，可以说，韩愈精神的根本和核心就是爱国精神。
奋斗精神、创新精神、伯乐精神、爱国精神，这四大精神是韩愈精神的精髓，同时也是我们新时代最需要的精神，韩愈作为黄河文化的宝贵遗产，如何让这一遗产在新时代继续发热发光，让韩愈精神一脉传承，让我们在新时代接续上韩愈精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注释：
[1]《习近平强调的“根”和“魂”》党建网2021-4-22
[2][3]蔡清富《从昌黎处获益甚多——毛泽东与韩愈》，《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年12期
基金项目：焦作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度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韩愈精神的新时代意义》
作者简介：王玲（1977-），女，河南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韩愈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荡气回肠的黄河好故事，其中一以贯之的是现代人亟需学习的奋斗精神。韩愈名为“愈”，从心，意进。韩愈一生亦不负其名，越挫越勇，进取不止。
韩愈三岁丧父九岁丧兄，从小在困苦与颠沛中生活，身为孤儿无双亲教养，却一直发奋读书，刻苦上进。他十八岁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却三度落榜，虽则一败再败，但却屡败屡战，越挫越勇。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二十四岁终于登进士第。之后连续三年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却均告失败。之后韩愈于唐贞元十二年、十五年两入幕府，利用一切机会，积极推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古文运动。
唐贞元十六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通过铨选，于十八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次年晋升为监察御史，困苦多年，韩愈的人生至此方有起色，然而，时年关中大旱，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韩愈查访得知后竭力主张救民于水火，上疏《论天旱人饥状》为民请命，却反遭谗害，被贬为阳山县令。
韩愈的仕途自此起起伏伏，一贬再贬，年幼的女儿在贬迁路上惨死，恶山恶水恶环境，韩退之退之。但韩愈始终体恤民心民情，关心民生疾苦，将国家命运置于个人荣辱之上，在平定淮西有功后，韩愈被授为刑部侍郎，仕途大好之际，宪宗迎佛骨供佛骨，上行下效，掀起了信佛狂潮。韩愈上谏《论佛骨表》，要求将佛骨烧毁，免天下人被误导，宪宗大怒将其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至此已年过半百，少年失亲、科举不顺、仕宦蹉跎，又被责令即日上路，潮州距长安千里之遥，他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胸中块垒难以消融，悲愤、失意至极，到达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与他同行，万千感慨化作千古名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诗行文纵横跌宕、气势雄浑、情感激荡，表现了诗人虽命运坎坷，但依旧九死不悔、立场坚定，真正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且韩愈虽是被贬来到潮州，却立即为当地百姓实实在在干了一系列好事，从抵达之日就开始了自己的治潮之路。驱鳄护田、奖劝农桑、兴修水利、释放奴婢、延师兴学等利民举措，大大帮助到了当地百姓，以至蛮夷之地逐渐蜕变成了如今的领海名邦。
韩愈身处逆境仍然造福潮州，心系民心的行为让潮人感念不已。他宦海浮沉仕途坎坷，担任过多项官职，不管是上为京兆尹，下为阳山县令，所至皆有政绩，并始终以父母官自居，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不管韩愈官场得意还是失意，他的人生始终与“奋斗”二字紧密相连。如今在潮州韩文公祠中的橡木园，据传是韩愈从故乡河南带去的橡木种子所手植，因此，在潮州橡木被称为韩木，而在韩愈的故乡河南焦作韩园有“唐柏双奇”，为韩园建园时种植，迄今已有1200多年，此两地的橡木与松柏因韩愈而被尊崇，很多家长都会在孩子考试时到橡木和松柏枝上挂祈福福袋，希望韩愈这位百世文宗保佑孩子考试顺利。正所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韩愈刻苦攻读官至大夫的奋斗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尤其在潮州与河南两地形成了勤勉向学的文化氛围。
二是创新精神
韩愈的创新精神集中在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中。韩愈的文学理论大大突破了流弊世俗，他提出的文体改革，发起的古文运动，都为后世开辟了一方新天地。韩愈文章“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虽则几度因言获罪，几欲丧命，但他宁折不弯。虽则明知前路崎岖，为了后世仍然全力开辟的创新精神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在高中读书时就买过《韩昌黎全集》，用心钻研韩愈文章，学习古文写作。正因为毛泽东在古文上拜韩愈为师，他的文风汪洋恣肆，畅快淋漓，无拘无束，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936年斯诺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国文老师“袁大胡子”要他去看韩愈的文章。［2］师从大家而成大家，我们后辈人才得以见到一首首珍贵的“毛诗”，让我们得以以文学的形式领略那个年代的血与火，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党史”。
习近平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首先应该重视的就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而鸣”提出了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求有所创新。因为韩愈的这些文学主张与古文运动，以及身体力行的文学创作，最终形成了“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古人正是韩愈，文者，贯道之器也，是韩愈《昌黎先生集》的序中提出的文章精神，意思是文章是贯通“道”的工具，做文章要针砭时弊，要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以载道”的论述，为我们指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正如韩愈在中唐时期提出的文化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韩愈的创新精神是跨越时代的，是对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仍有积极推动意义的，是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大力贯彻的。
三是伯乐精神
韩愈在《马说》中提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历史上第一次开宗名义地宣布：比人才更可贵的是人师。其后更在千古名篇《师说》中提出人师乃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时至今日都是教育界的铭文。
1940年秋，毛泽在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时对接待的邓力群等人说：“韩愈的《师说》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3]毛泽东在平常对话中熟练运用韩愈《师说》中的词句，更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韩愈的《师说》主张，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韩愈提出的伯乐精神非常认同和赏识。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曾作过精辟论述：“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2022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新时代教师努力的方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经师不但要有深厚学识，更要不断汲取新知识，所谓“要想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更要成为长流水”。人师要有高尚师德，以德施教、以德立学，引导、帮助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培养学生的大爱大德大情怀。“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更要求新时代的教师竭力为教育赋能，培养出新时代需要的全面人才。
两代伟人同样推崇韩愈的伯乐精神实属罕见，更反应了伯乐精神跨时代的新时代意义。师道之传久矣，虽久弥新，更经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的再创新，伯乐精神必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四是爱国精神
韩愈的人生经历穷达起伏，从一介孤儿刻苦攻读官至京兆伊，居庙堂之高时，不求功名利禄，反而为国为民忧心忡忡，不惜以《论佛骨表》忤逆封建制度的最高当权者，险些被处死，之所以不惜性命不惜丢掉高官厚禄，皆因韩愈同屈原一样，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有着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热血情怀，有着建立以民为本的“美政”理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正因为韩愈少年和青年时期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亲身体会到下层人民的艰难，韩愈才明白底层人民的真正需要，始终将自己的爱国精神落实到了实处。
河南焦作韩园大门有楹联为“绝代文豪当日孤军奋战，无双遗产如今万众观摩”，作为一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韩愈功绩历代传诵，功彪千秋，韩愈留给我们的无双遗产首当其冲应为他的爱国精神，韩愈的文学主张、文体创新更多地是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而其背后正是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韩愈提倡伯乐精神，号召时人要甘心做培养、保护千里马的伯乐，也是因为时局“万马齐喑究可哀”，韩愈希望有无数的千里马冲将出来不拘一格挽末唐颓势，但千里马不可能凭空而出。韩愈深怕有助于国家复兴的千里马会骈死于槽枥，折辱于奴隶人之手，因此希望当政者对千里马策之其道，食之尽材，让各界人才能够通其意而鸣，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兴盛的希望。因此，韩愈精神中最可宝贵最值得颂扬和学习就是爱国精神，韩愈处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心忧家国矢志不渝，情牵百姓不畏邪恶，可以说，韩愈精神的根本和核心就是爱国精神。
奋斗精神、创新精神、伯乐精神、爱国精神，这四大精神是韩愈精神的精髓，同时也是我们新时代最需要的精神，韩愈作为黄河文化的宝贵遗产，如何让这一遗产在新时代继续发热发光，让韩愈精神一脉传承，让我们在新时代接续上韩愈精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注释：
[1]《习近平强调的“根”和“魂”》党建网2021-4-22
[2][3]蔡清富《从昌黎处获益甚多——毛泽东与韩愈》，《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年12期
基金项目：焦作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度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韩愈精神的新时代意义》
作者简介：王玲（1977-），女，河南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